在所有的文学种类中，儿童文学是与教育最近的。作为专业意义上的教育是近代的产物，虽然教育行为人类自古就有。儿童文学也一样。以中国为例，真正的儿童文学也是自现代文学以后才有。是五四启蒙发现了人，发现了儿童，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为儿童创作的文学。都是为了人的成长，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从生命的孕育起步，从而使教育与儿童文学拥有了一致的目标，让它们虽然处在不同的领域，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这些常识对儿童文学创作意义重大。要写好儿童文学，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要过好教育这一关。这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必备的核心素养，也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职业道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都关注教育，都懂得教育，都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价值观，都熟悉儿童成长的规律。童书是孩子们的重要读物，不能设想童书体现的是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教育观。
在我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里，黄蓓佳是涉及教育题材较多的作家，更是以儿童文学自觉地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和发展的作家。远的不说，一直为孩子们喜爱的《今天我是升旗手》《我要做好孩子》《余宝的故事》都属于狭义的教育题材，关注的是教育热点问题。新作《上铺的兄弟》可以说是这些作品的延续和深入，是黄蓓佳以文学的方式持续关注教育的新的创获。
这是一部儿童文学，又是一部严肃的教育大书。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说，它书写的是教育改革的宏大主题，有关教育公平和均衡教育，有关教育的培养模式与教育评价。对教育公平，黄蓓佳在《余宝的故事》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表达。虽然我国已经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每个适龄儿童都可以享受这样的教育，但是在每个孩子都享受的教育公平中，因为多种原因存在着许多的不公平。余宝所在的天使街在城乡结合部，余宝上的是民工子弟学校。在这样的学校，余宝们无法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优秀的师资，在校外，他们更面临着劣质的成长环境。
这个故事在《上铺的兄弟》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表现。作品中呈现了不同的教育场景，小说的叙事人兼主要人物邹亮是陕西进京打工人的孩子，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一开始只能东一个学校，西一个学校地蹭课。说起邹亮后来就学的“民工子弟学校”，邹亮的父亲这样说道：“娃念的学校，报纸上叫什么‘民工子弟学校’，咳，其实就是，在京城的老乡们打伙凑点钱，请上几个老师，租上几间房，就算个学校了嘛。”而邹亮老家的农村学校比起这样的学校似乎还不如，“村小建在村北一块平地上，总共二十三个学生，比我们凌云学校还要少几个，不平均地分布在三个复式班里”。小说中的企业家荣伯已经走出南方小岛几十年了，而他从前念过书的村小似乎依然如故：“只有一排三间平房，加半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一对五十岁上下的夫妻老师，丈夫在其中一间教室里给学生默生字，妻子在厨房里满头大汗给师生忙午饭。”与此对应的，小说中，邹亮这批孩子因为政策原因被合并进一所区属重点学校“云景私立中学”，这所学校的“教学楼是欧式建筑，砖红色外墙，白色勾缝，窗户铁栏上雕着涡纹花，楼顶上一边竖一个高耸入云的塔，像是童话里那种国王才能住进去的城堡。操场不仅仅是巨大，铺着赭红色跑道，画出蓝色白色的各种标志，还划分出区域：左边的是篮球场和体操场，右边居然是标准尺寸的灯光足球场，球门柱漆成漂亮的白色和蓝色，晨光下清新又耀眼，仿佛一对口含薄荷糖的新娘和新郎隔着场地遥遥相望。”至于师资和教学管理等软件就更不用说了。
小说叙述的是中国二十多年来教育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的教育资源，以及不同的办学主体和市场造成了差距巨大的教育场域。看上去它们虽然给受教育者提供了同等的选择，但这些选择显然是被动的。如此的历史与现状对国家力推的均衡教育是巨大的考验，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满足人民对教育的美好向往，依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艰难道路。
现代教育的理想就是能够使人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成长与发展的前提是从受教育个体出发的因材施教。自从现代教育体制诞生以来，平均式的教育与培优式的教育一直是很难兼顾的难题。一方面，公民应该通过教育获得各方面基础的素养，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说，通识教育水平考试的升阶学习依然是现阶段必然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通识教育水平测试无疑使许多具有个性的优秀人才被淹没，更无法满足受教育个体不同的学习愿望。涉及宏观的教育规划以及办学模式、考试制度、课程体系等许多问题，是目前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上铺的兄弟》的主要情节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些展开的。一群基础教育的有识之士在热心企业家的资助下创办了民工子弟学校。这不是一般的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发起人之一的梅淑华这样表明她的办学理念：“我们要办的不是普通打工子弟学校，是打工子弟中的精英实验学校，针对少数智力超群的孩子，做一场教育改变人生的实验。”这个理想首先建立在教育公平与均衡教育的基础上。之所以只招收普通打工子弟，其潜台词就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他们应该和云景私立学校这样的学校的学生享有同等的教育。
其次就是培养模式。在黄蓓佳的叙述中，这群教育的弄潮人走在了教育改革的前列，他们已经在进行二十多年之后才启动的强基计划、创新人才教育类似的实践。在他们创办的北京市凌云实验学校，孩子们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呵护，他们能够进行个性化的学习。邹亮喜欢阅读和写作，在文学上崭露头角；石磊天生一副运动员身材，经过训练，果然身手不凡；那月的记忆力如同复印机一样过目不忘，在与云景学校骄子们的知识对决中力压群雄；木匠的儿子张小木天生的一副数理脑袋，在积木游戏中就与众不同，经过强化训练后，在学生编程大赛中取得佳绩；李雯后来居上，在这群原来外语底子薄的打工子弟中硬是通过刻苦自学让人刮目相看……孩子们在凌云学校接受的是超前的教育，他们可以不按规定的学科，可以不使用通用的教材。我们现在最新课标倡导的大单元、大情境、跨学科、整本书阅读，以及任务驱动、问题导向、生活教育、劳动实践等等教育方式都是凌云学校的常规教育。黄蓓佳哪里只是作家，她同时就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课程专家。
《上铺的兄弟》是典型的教育小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不是教育，也不能代替教育。好的儿童文学总是能以有趣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传达出先进的对读者富有启发意义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在审美中凝聚成对孩子们爱与成长的共识。
《上铺的兄弟》以命运感作为情节结构的支撑。一个有公益心的企业家，一块暂时废置的工地，几间简陋的房屋，一群怀着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二十来个民工子弟，这个北京市凌云实验学校能办下去吗？ 能办得怎么样？ 这群遴选出来的民工子弟的未来又如何……小说以几个孩子为节点组成多条线索，始终牵引着读者的心。我们不但跟随故事追踪着人物的命运，更随着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思考，情感也随着他们的命运而起伏激荡。这是一部以回忆作为视角的作品，当年的孩子在小说的结尾已经人到中年，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对这些人物的安排再次显示出黄蓓佳的对教育、人才与成长的深刻理解。当年这些智力优异的孩子并没有成为我们想象中世俗意义上的人生和事业大赢家，相反，他们都很普通。但是，“几年的漫长时光里，他们被教育，被鼓舞，破土向上，努力地冲向天际。在这个友善的集体当中，他们终于成长为有着相似人生观的人，他们共享对世界的判断，调和彼此的心性喜好，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这是教育在精神层面的成功。”
尤其让我们感动和深思的是作品中的成人形象。创办这个计划的梅淑华是退休的教育研究所所长。承担具体教学任务的校长杜云甫本是名校的特级教师，李朝晚老师是位临近退休的教师，小江老师最年轻，刚大学毕业，他们分别教授语文、数学和体育，但实际上一个是大文科，一个是数学加科学，一个是体育加艺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群像，虽然来自生活的原型，但黄蓓佳是将他们作为中国教育者的典型来塑造的。在他们身上，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者的生命与精神，探索与理想，专业与敬业，奉献与牺牲。他们让人想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者的教育实验，想起了陶行知，想起了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努力奋斗的那些伟大而无名的老师们。
他们，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新时代的“大先生”。